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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介绍：持续发布各种经济拐点变化，确定合适观察中国经济维度。“蒙格斯节选”栏目主要选取和提炼《蒙格斯报告》、《蒙格斯调查》、《蒙格斯经济形势报告》和《蒙格斯拐点区域报告》中的精彩思想和内容呈现给读者。
导 言
3月11日，携程发布致歉声明，就之前网友“陈利人”爆料，携程疑似再次出现“大数据杀熟”现象进行致歉和情况声明。订票软件“杀熟”，这个新闻在如今这个社会，已经不算是新鲜了。人工智能通过给海量数据的梳理，让现代企业具备无限提升效率和精准服务的可能，也让许多网络平台以溢价为价格不敏感的客户提供服务。根据《蒙格斯报告之二：智能社会的经济学困境》，智能社会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公平失衡背离的困境，本质上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困境，是人的“创造性共生”和“社会性共享”之间的困境。
继去年被曝“酒店同房不同价”之后，近日，《携程的牌坊坍塌了》一文透露称，作者陈先生在携程买了张价格为17548元的机票，但是发现没选报销凭证，于是退回重选，此时却发现没票了。无奈，陈先生只好再次搜索，这次价格变成了18987元。“不死心”的他重新登录携程，发现价格还是18987元。后来，陈先生甚至卸载App再重装，但是价格还是18987元。最后，他想着去航空公司官网看看，结果不仅有票，价格仅为16890元，比他在携程看到的首次价格还便宜658元。
事后，携程发布《致歉及情况说明》，并称此事是因为程序Bug，且已经修复。携程公关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绝不存在大数据杀熟。Bug的问题，我们也一定承认。但是这是分开来看。不希望其他用户有误解”。
订票软件“杀熟”，这个新闻在如今这个社会，已经不算是新鲜了。所谓“杀熟”，指的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预测的手段，对于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对不同对象收取不同价格的现象。举个例子，如果你持续高频率的通过某订票软件搜索某一班次的机票，那么这张机票就会随着你的搜索，越来越贵。但是当你订票完毕以后，你就会发现，票价又神奇的降回去了。这种现象，不但之前在携程上被揭露过，去哪儿网，飞猪……国内知名的订票平台，几乎都爆出过类似的新闻。
从纯技术上讲，大数据“杀熟”，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网络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科技力量，悄无声息地侵蚀“消费者剩余”。人工智能通过给海量数据的梳理，让现代企业具备无限提升效率和精准服务的可能。但是，现在的网络平台，却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精准靶向营销，不同用户不同定价，特别是一些对价格不敏感的消费人群，溢价提供服务，从而出现了越是老用户价格越高的怪象。数字经济的问题，背后是技术伦理的准备不足；广泛共享的大数据，需要健康平衡的数字化生态。
根据《蒙格斯报告之二：智能社会的经济学困境》，智能化理应带来财富增长、就业增加和社会运行效率提高，但实际上智能化在带来财富与效率的同时，也使社会财富向资本与高端人群聚集，大量的中低端产业人群受到就业冲击和财富分化。蒙格斯智库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找智能化发展带来的二元结构分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化拐点，及政府应当提供的使个人分享最大化的适度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分享拐点，并用经济学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智能化发展，关注智能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用计量建模的方式给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报告详情见《蒙格斯报告之二：智能社会的经济学困境》）
智能化风险——公平失衡
《论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人以为这就是对人性的描述。然而这并不全面，人性的社会性是“患不均”的，而人性的自然性是“患寡”的。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经济的发展，强调先把“饼做大”，允许一部分人凭借资本和智力等生产要素先富起来。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如何“把饼分好”的公平问题。贫富差距悬殊是公平失衡的重要表现。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研究了个人收入的统计分布，发现少数人的收入要远多于大多数人的收入，提出了著名的“80/20法则”，即20%的人口占据80%的社会财富。同时，帕累托还发现个人收入X不小于某个特定值x的概率与x的常数次幂亦存在简单的反比关系：
P[X≥x]～x−K
上式即为帕累托定律。帕累托定律是简单的幂函数,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幂律分布”的一种。帕累托定律对个人收入符合幂律分布的判定，证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经济阶层，其中富裕阶层变得越来越富，而另一阶层却始终贫穷。据IMF数据，如图表17所示，中国前10%收入阶层占有社会财富逐步上升，至2015年左右，中国前10%收入阶层占有的全社会财富超过2/3，不平等程度逼近美国。这说明中国贫富差距要超过帕累托定义的“80/20法则”和“幂律分布”。
图表1 中国、法国和美国各收入阶层占有社会财富对比
公平失衡从生产要素的收益率来说意味着某些生产要素的收益率要大于其余生产要素的收益率，因此财富会愈来愈向持有高收益率生产要素的人群聚集。皮凯蒂（Piketty，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中预期21世纪不平等会日渐加剧。按照皮凯蒂的分析，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一般情况下大于1，即资本的收益率增长远远高于劳动的收益率增长，尤其是当经济发展进入相对停滞阶段，持有较多资本的群体只需投入原有财富积累的一小部分，其资本收益就能超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较低收益即社会平均收益，从而提高资本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同时减少劳动收入的比重，预示着贫富差距变大、公平失衡加剧。皮凯蒂主要提出了实施全球累进资本税的政策建议。尽管皮凯蒂关于不平等会日渐加剧的预言依然停留在经济理论层面，经济模型的相关假设也受各方质疑，但其在经验方面的贡献得到广泛赞誉。
化解风险，走出困境
要解决智能化带来的困境和风险，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看不见的手”真正主导；其次政府要有所作为，让“看得见的手”正确引导。
I、看不见的手——市场的作用
市场提供了最广泛的竞争机制，使社会成员凭借自我努力而获得社会资源，充分肯定了人们合理占有社会资源的权利。市场同时以“看不见的手”将社会成员组成互利互惠的共同体，彼此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为他人做出贡献。因此，智能化的进程总体上应该是市场化的进程，资本和智力在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得到充分肯定，技术上的创新和创造应该得到充分鼓励。
（1）智能化不能完全替代人工
无人驾驶会代替人类司机从事部分驾驶工作，当路况复杂时控制权还是要交还给司机；ATM会替代人类柜员，但当支票字迹不清晰或有残缺时仍需要人类识别。当前智能化就自身行业生命周期而言仅处于量产初期，大部分情况下智能机器仍需要在人类的指导下工作。因此，劳动者在保持现有专业技能的基础上紧跟行业智能化发展步伐，智能化在短期内对劳动的替代也并不是100%的，这为劳动力的升级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提供了缓冲时间。
（2）市场会催生智能服务业
智能行业是高智力行业，那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就完全不能从事智能化相关工作么？实则不然。首先，智能社会的主要劳动对象是数据和信息，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数据和提供信息。其次，在现阶段智能行业就业市场中，不仅高智力的智能工程师缺乏，大量的类似数据标记员、数据清洗员等“智能蓝领”也有非常大的工作缺口，而这些工作并不需要特别高的技术水平，短期培训即能上岗操作。市场的供需缺口必将催生由“智能蓝领”组成的智能服务业。
（3）市场会催生教育和职业培训行业
智能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智力和资本，它们将在收入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既然智力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人们对智力的投入热情也会得到空前高涨。在接受教育阶段，除了学校教育外，越来越多的家长会选择“补习班”、“兴趣班”等辅助教育手段提升孩子智力水平；在职业阶段，个人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必然要不断升级自己的生产资料，提高智力水平，掌握智能化在自己所在行业的应用，这必将催生一批针对在职人员的职业培训行业。
（4）市场会催生高端人文服务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沟通是人工智能注定无法取代的，将劳动转向对人的服务和关怀、满足人的情感需求方面将是大势所趋。智能化的发展使智力水平较高的人可以摆脱重复性劳动，专心从事创造性劳动，例如科学技术的研究或进行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创作，从而使创造性劳动者的基数大大增加，生产劳动不再需要太多的工人和农民。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最合理的流动方向莫过于情感创造方面。所以，人工智能普及的时代，理应出现更多心理咨询师、幼儿教师、康复医师、高龄老人陪护等高端人文服务就业岗位。
II、看不见的手——政府的作用
基于竞争机制的市场往往在某些领域失灵，导致例如失业、公平失衡、两级分化等问题。政府作为生产要素——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看得见的手”协调市场“看不见的手”。
（1）加大公共产品投入，提高公共产品均等化
公共产品是指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的经典表述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与私人产品不同，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及其公共财政要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经济成分或不同社会阶层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产品均等化有助于公平分配，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然而，由于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体现出“城市偏向型”供给制度。
在智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与“高低端二元结构”相互叠加，社会的公平失衡加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应该也必须吸取“城市偏向型”的经验和教训，不能走向“智能偏向型”。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本意就是要减少经济社会的不公平、不均衡。诚然，现阶段对智能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存在政府资金在研发经费中的占比偏低，财政投入政策缺乏对研发经费使用结构的正确引导等一系列短板。提高和改善智能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对支持科技创新，追赶科技革命浪潮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政府在低收入家庭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职业再培训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应该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来切实弥补“低端部门”在智能社会中承受的损失。
（2）加大再次分配调节力度
要解决公平失衡要从分配环节着手。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应遵循效率原则优先，因此着眼点应该放在收入分配的第二个层级，即再次分配。再次分配公平最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和设定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对公平失衡问题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资本所得税的解决方案。在智能社会，智力与资本一样是重要生产要素，因此除了对资本征税外，也应对智力进行征税，否则会造成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税赋而更多使用机器人或是剽窃他人知识产权的经济后果。比如政府可以对智能化机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征收某种“智能附加税”，并且规定税赋承担者是企业而不是消费者，这样在产品成本端实现对智力这种新生产要素征税，减少不同生产要素间收益率的分化，同时也减缓了机器换人的步伐。
社会保障支出是社会的一个矫正工具和风险防范机制，为竞争性市场的优胜劣汰设置一条底线，从而避免由于残酷的选择机制而导致的社会严重不公平。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是指财政部门所支付的全部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从图表18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2013年之前稳定在24%左右，自2014年开始有较大改善，升高到27%以上，但仍低于日本和美国。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近10年来都在40%-45%之间，考虑到中美两国贫富差距较为接近，初步判断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偏低。
图表 2 中外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财政总支出
总结
从《蒙格斯报告之二：智能社会的经济学困境》的研究结果来看，智能社会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公平失衡背离的困境，本质上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困境，是人的“创造性共生”和“社会性共享”之间的困境。智力和资本日益成为智能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高智力人群也将变成“新财富拥有者”，“智能部门”和“资本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新二元结构将会出现，加剧公平失衡，加速积聚社会风险。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在多个领域展现了良好的进展和高效率，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的规范正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因为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潜在负面影响而拒绝用它来为人类发展服务。因此，需要制订合理的政策及法规，在实现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保护隐私，防止数据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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