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13年第四季度，从宽带中国和信息消费两大战略加速推进，通信实名制实施，4G发牌，移动转售业务落定，携号转网试点扩大到网间结算政策调整……整个通信行业的政策与产业趋势的变革都在加速。
但对中国移动来说，其中很多政策调整，却如同一根逐渐收紧的绞索，勒得这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越来越喘不过气。
尽管自2010年于天津、海南两地进行的携号转网试验并不能算成功，工信部还是决定尽快将试验扩大至江西、云南、湖北三省。从长久看，这将对中 国移动依托手机号段资源建立的“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等品牌价值形成直接挑战，同时会导致其2G用户转向其他运营商3G网络。
与此同时，和OTT业务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所有运营商面临的压力，中国移动作为手机用户最多的运营商，面临的压力也最大。2012财年，中国移动净利增长仅为2.9%.
有报道称，正在酝酿的网间结算调整，将使中国移动损失其年度总利润的一成，而这也有可能导致中国移动盈利增长率首次转向负数。
新的“移动网间结算”资费政策，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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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间结算政策谋变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雍忠玮
工信部正酝酿出台新的网间结算政策，改变多年来的对等结算策略，而改用不对称结算策略，有人指责这是“杀富济贫”
10月3日，因身处国庆长假而略显平静的香港股市，突然波澜涌现。当日，中国联通（16.43, 0.03, 0.18%）（00762）股价暴涨8.4%,甚至一度超过10%,中国电信（51.5, -0.04, -0.08%）（00728）也大涨7.6%,同为国企红筹股的中国移动（00941）却一改此前稳中有升的势头，逆市下跌了0.7%.
而在10月8日，中国联通A股上市公司（600050）也在国庆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以涨停收盘。
引发这连番资本市场震荡的，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将酝酿调整三大电信运营商的业务牌照，以及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网间结算收费，从而导致三大运营商利润格局变化。
10月4日，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均发布公告称，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相关通知。
不过，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政策调整已酝酿多时，中国移动距离最坏结局只有咫尺之遥。
调整网间结算
业内普遍的看法是，如果行业主管部门按计划下调“移动网间结算”费用，将对中国移动形成极为沉重的打击。因为此举将改变多年来的对等结算策略，而改用国际上已不太认可的不对称结算策略。
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2013年7月下旬，工信部电信管理局几乎同步展开该局的两项年度重头工作：“网间结算”调研和“号码携带”调研。
知情人士透露，9月18日，经过工信部相关部门近两个月的多番调研，一份内部研究报告已经完成。
该报告的主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建议将此前的移动网间结算，从对等结算改为不对称结算；第二，建议允许中国移动进入有线宽带市场。
这意味着，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信部电[2007]557号），和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公用电信网网间结算调整问题的通知》，都有可能随之进行调整。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调整建议，便是建议对移动网间结算，实施不对称网间结算。
具体调整建议是，中国移动手机用户拨打（专业术语为“主叫”）至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手机用户，中国移动需要向后者支付0.06元/分钟的结算费用；而自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手机用户拨打中国移动手机用户，两家向中国移动支付的结算费用则有所优惠，最低可能为0.03元/分钟。
初步估计，如网间结算费用降至0.03元/分钟，则中国移动2014年由此产生的净利润损失，可能高达130亿元人民币，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将分食这130亿元净利润。
2012财年，中国移动的净利润1293亿元人民币，中国电信净利润149亿元人民币，中国联通净利润71亿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这一个调整将导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上市公司的利润大幅上涨，受益最大的中国联通或将超过50%,而中国移动上市公司利润则将下降近10%.
势在必过的听证会？
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10月8日，电信管理局已经组织专家召开讨论会，讨论是否实施新的网间结算方案，以及结算资费如何确定。
该人士透露，在此前的报告基础上，结算费用调整建议改为三个待选方案，分别为：0.06元/分钟对0.03元/分钟、0.06元/分钟对0.04元/分钟、0.05元/分钟对0.03元/分钟。
该人士透露，按照会议安排，共有包括官员、专家与企业代表共10人参与，讨论是否调整移动网间结算政策为不对称结算。
财经国家周刊》在截稿前，并未获悉会议最终结果。
“但现有的人员组成，表明这个对中国移动极为不利的调整方案，获得通过支持几成定局。”10月2日，在北京万寿路的一间茶馆里，一位工信部内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透露。
此次听证会投票人员组成：有2位来自工信部电信管理局，3位来自三大运营商，另外5位，则是行业内的权威专家。
李默芳原为中国移动集团总工程师，也曾是早期中国移动集团党组成员，出于维护中国移动利益的考虑，她或将投出反对票。
但是，高慧刚、刘韵杰、韩夏、苏少林4位代表，则更有可能表态赞成。
高慧刚曾担任原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也曾任中国电信集团总工程师，以赞同意见帮助中国电信获益顺理成章；同样，刘韵杰曾和高慧刚同时期担任原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也曾担任过中国联通总工程师，估计也会表示赞成。
韩夏是工信部电信管理局现任局长，前述内部文件就是其部门推出，“韩局长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而苏少林则是现任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虽然苏局长曾做过云南省移动副总，但那已是多年前的事，现在他是韩局长的下属，态度倾向不说自明。”内部人士如此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如此一来，听证会上获得4张“赞成票”,或几成定局。
除以上直接身涉其中的5位人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的高世楫、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5人，也是参与此次听证会的专家，目前态度仍不明朗。
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从以上专家的学术倾向来看，曹淑敏和张昕竹投出赞成票的可能性较大，“比如张昕竹最近主张强化管制，尤其是对强势运营商管制”.
该说法难以验证，但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次方案看上去已“势在必过”.
不对称结算
对这个“势在必过”的方案，业内仍存有诸多争议。
“这一措施，将违背基本的商业平等原则，就好比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你去的时候收费50元，回来的时候就必须收费100元。”某商业法专家在了解该移动网间结算政策调整带来的结果后，对《财经国家周刊》称。他进一步表示，“即便只是涉及国内企业甚至是国有企业，如果这样公然支持不公平竞争，也是政策上的倒退。”
该商业法专家称，这种做法也违背WTO原则，“我的建议是，如果工信部真的如此做，中国移动应该向发改委提起申诉。”当然，他也认为作为工信部主管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显然不可能提起申诉。
参与运营商调研的内部人士表示，中国移动某领导层人士在电信管理局调研过程中曾表示，应当借鉴欧洲和美国的网间结算政策，尽快建立基于成本的网间结算标准，“按照成本方式进行结算是最公平的，但是所涉及的工作量和监管要求太高。” 该人士说。
该人士介绍，由于行业主管部门意图在短时期内完成年内调整的计划目标，因此并没有采纳中国移动的建议。
而一位长期跟踪电信行业的投行分析师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此前，也曾有中国电信高管在与分析师交流时表示，中国电信迫切希望，并正在努力推动中国移动的网间结算标准下调。
“中国电信在调研期间也提到基于成本结算，但9月18日该内部文件出来之后，中国电信态度改为明确表示支持内部文件。”该内部人士称，“显然，谁会反对利好自己的政策变化呢？”
2001年，原信息产业部也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9号《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方式，明确“网间结算标准应当以成本为基础核定。在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成本尚未确定之前，网间结算标准暂以资费为基础核定。”
2009年，美国、法国、德国均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施行基于成本的对等结算。《财经国家周刊》调查过程中，大部分电信行业专家认为，采用不对称结算政策，和国际运营商结算政策背道而驰，更有少数人士直称，“电信管理局此举是明着杀富济贫，杀的是中国移动，济的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主管部门一碗水没端平。”
“政绩”伤害
事实上，早在2012年，电信管理局就曾拿出《关于统筹解决电信市场格局中若干突出问题的政策考虑与方案建议》，就已经提到对移动网间结算要进行“更进一步考虑”.
2012年底，电信管理局局长韩夏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2013年的重点工作，包括了“认真研究广电企业、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后续的市场监管问题，尽快制订和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互联网本地直联指导意见和网间结算调整方案，加快移动网异网漫游问题研究，推动实施移动网间结算调整。”
2013年5月17日，工信部发出《关于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告》，并要求三大运营商在6月1日前发出接受相关申请的公告。三大运营商进行协商后，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于5月31日发出公告，民间资本被允许进入电信基础业务。《财经国家周刊》获悉，在2013年10月，将公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申请单位的核准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电信管理局此次要调整的网间结算政策，仅局限于“移动网”,这意味着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固定电话网络、有线宽带互联网领域的结算收益不受影响。同时整体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中国移动网间结算支出减少一半，收入不会产生任何变化；而中国移动则是结算支出不变，结算收入减少。
“中国移动多年来在网间结算上一直是亏损的，直到2012年才转入净收入阶段，主要原因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手机用户数量激增。结果亏了这么多年，刚第一年挣钱，就又要被打回原形了。”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抱怨称。
中国移动人士称，中国电信2013年的网间结算收入预估将达到298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电信人士则表示没有那么多，中国电信2012年网间结算收入仅为70亿元人民币，支出则为100亿元人民币。
北京邮电大学某教授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调节市场格局突出问题的政策，不应以违背公正公平原则为代价。“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应该的，但是应该是以增强其盈利能力作为政策出发点，不能说是从中国移动那儿强行切一块蛋糕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然后就当作他们的盈利能力增强了。这样做，既毁了中国移动，也毁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最终是竞争力强的企业没有了积极性，竞争力应提高的企业就等着政策倾斜来获利。”
该教授称，不能增强竞争活力、仅仅拆东墙补西墙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产生市场增量，而是引发不公平竞争。“我认为监管机构要这样做，还不如直接发通知，让中国移动集团向中国电信集团、中国联通集团拨款，至少钱的流向是在明处的，以前也不是没有这样做过。”
该专家所指拨款，是指一个未获证实的业界传言：2008年9月，有关部门曾要求，中国移动集团向中国联通划拨500亿元资金，作为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络的部分费用。
但也有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工信部电信管理局此次的网间结算调整，不能仅从短时间的结果来判断，而应看到长期效应。“这样调整有利于鼓励运营商，尤其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更进一步降低移动通信资费，并且激励运营商面向消费者展开竞争。”该专家说。
中国移动的政策困局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雍忠玮
2013年，接踵而来的几项政策出台或调整，加速了中国移动利润下行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移动发展造成挑战
事实上，中国移动面临的政策困境并不只是网间结算。
过去10年来，作为中国通信行业领头羊，中国移动既成为整个行业高速发展红利的最大受益人，也不得不成为行业受到“负能量”冲击时的“扛雷者”.
一方面，外界对于国企垄断、行业垄断乃至各种问题的舆论指责，中国移动都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几乎每一届行业主管部门“促进行业市场化”,都以加强对中国移动的“不对称管制”作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从受制单向的携号转网，承担国家自主通信技术商用主力，吃亏互联网间结算，到如今向竞争对手“被转移”利润，这些政策都目标明确，一脉相承。而且现在的政策也不会是终点。
2013年，来自政策层面的多项措施，几乎同时出现，并开始对中国移动形成利益挤压：携号转网、OTT收费难以成立、移动通信业务转售、乃至网间结算向不对称转变，都在这一年快速而来。
而即便是在所谓“利好”的政策领域，例如4G牌照，固定网络牌照等，也意味着需要几年的亏损性投入，和长期性的盈利水平低下。中国移动在产业层面的发展红利，基本已经消失殆尽。
交换“全业务”
从表面看，虽然会在移动网间结算上吃个大亏，但中国移动也将得到“补偿”.
知情人士透露，通信监管部门可能在着手网间结算调整同时，也向中国移动发放固定宽带牌照，以进行平衡。
不过，在业界看来，这个条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实际价值。
早年，中国移动一直试图获得固网基础业务牌照，成为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一样的“全业务运营商”,甚至为此打过擦边球，也因此被工信部（包括原信息产业部）点名批评和发文限制。
其中，最主要的有，原信息产业部2006年发布的408号文，和工信部2009年发布的686号文，两文都明确要求，中国移动不能进行有线宽带业务。
但2012年以来，形势不断变化。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出台，在国家战略落实需求之下，中国移动获得固定网络基础牌照，也将成为现实。
“继续拖着不给中国移动固网基础牌照，这已经不太现实，所以此次政策调整中，将其作为对等条件交换，其实只是顺水推舟。” 业内行业分析人士指出，“但只要互联网网间结算政策没有调整，这个利好条件对中国移动就没有多少实质性帮助。”
在此之前，在互联网间结算环节，一直是由中国移动向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单向结算，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的用户访问对方的网络，都是中国移动向其他两家掏钱。
而且，在具体执行上，流量结算价格标准一直高于市场定价，这让中国移动极为被动，甚至导致中国移动借道子公司中国铁通，开展宽带自建自营业务， 并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接入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并在2010年，引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联手封杀第三方接入的恶性事件，进而引起发改委对宽带市场的反垄断调 查。
在此前提下，如果中国移动进入固定宽带市场，将在未来几年内遇到以下问题：第一，三年内将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支付更高的网间结算费用；第二，用于固定宽带网络的巨额投资，收回成本年限高达5年以上。
业内专家表示，按照现有的互联网间结算办法，如果中国移动真要认真做宽带业务，那只能是规模越大，亏得越多。
该专家同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即使未获得宽带业务，中国移动在互联网间结算环节的净支出也在加速增大。
“对中国移动来说，成为全业务运营商的价值，更多还是在战略布局上摆脱受制于人，而不是以此能够获得多少业务利益。”中国移动内部人士称，但如果要以不对称的移动网间结算这个关键条件来换，实在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另一根勒索：携号转网
不仅仅是“不对称结算”政策，正在试点的“携号转网”也有可能成为勒在中国移动脖子上的另一根绳索。
2013年9月， 工信部电信管理局组织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单位，在江西、湖北、云南三省，进行携号转网扩大试验的调研和培训工作，《财经国家周刊》获悉，该三省将成为携号转网二期推广省份。
然而，曾经为保护中国3G标准TD-SCDMA的市场发展，而在2010年确定的TD-SCDMA用户只能“单向转网”政策，已被证明并无多少成效。
由于TD-SCDMA起步较晚，虽有政府和中国移动大力支持，但在终端产业链上仍然落后于CDMA和WCDMA.在天津、海南当地，中国电信（51.5, -0.04, -0.08%）和 中国联通（16.43, 0.03, 0.18%）依托终端产业链优势，以及TD-SCDMA用户不能携号转网的政策规定，事实上利用了号码携带政策的漏洞，反而加大了更多用户选择TD- SCDMA网络的疑虑。
为保护TD-SCDMA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单向转网政策限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反而因此失效。有专家认为，在第一期相关政策的实际操作失效、乃至出现反效应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和扩大试验范围，将在事实上伤害中国3G标准市场化的进程和发展。
简言之，在商业层面将直接伤害中国移动。
然而，中国移动的更多忧虑，并非TD-SCDMA单向转网政策支持的完全失效，而是携号转网政策扩大化，导致中国移动优质2G用户的流失。
“中国移动多年来，营造了‘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三大品牌，特别是在价值含量最高的‘全球通’用户群上，建立的强有力的品牌忠诚 度。而这一忠诚度建立，有至少超过一半的因素来自于号码唯一性。”分析师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一旦携号转网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将造成中国移动全球通用 户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对中国移动苦心经营多年的以号码号段为基础的业务品牌价值，产生冲击。
中国移动“下行”提前到来
数据显示，在2011年，中国移动仍然占据通信业务增量市场51.3%的份额，而随着3G市场的兴起，2012年中国移动增量市场份额迅速回落 至37.5%,在2013年前8个月仅为35.7%.中国移动预判，2014年其增量市场份额将下降至30%以下。“在TD-SCDMA市场‘三分天下有 其一’的目标，将难以兑现，即便4G牌照在2013年发放，中国移动能够全面商业化TD-LTE的时间，至少也将延至2015年初。这意味着中国移动在近 三年内，净利润负增长已成必然。”有分析机构对此表示。
而包括携号转网、移动业务转售、移动网间结算调整等政策转变同时到来，对中国移动而言，意味着其“下行”时代将更早到来。电信专家表 示，2013年即将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中国移动维持净利润增长，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中国移动在现阶段获得宽带互联网经营权，甚至获得全业务牌照， 将使中国移动面临多线投资、多线作战的局面。
相关数据也证实上述观点的正确性。根据财务报告数据，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信收入增幅11.7%、净利增幅15.9%,中国联通收入增幅 114.1%、净利增幅54.3%,而中国移动这两项指标仅分别为5.7%和2.9%.市场分析机构认为，仅移动网间结算调整，就将会在2014年给中国 移动带来130亿元的净利损失，直接拉低其净利增长约10个百分点。
尽管获得固定宽带互联网牌照，将对中国移动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有关键性的帮助，但固定网络巨大的投资额度，和资产回收的缓慢性，也将成为中国移动的重要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移动需要大量资金进行TD-LTE建设的同期。
“尽管如此，中国移动仍然拥有超过350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储备，这对于中国移动进行多线投资和建设，有关键性的帮助。”电信专家表示，“但如 何花这笔钱，能花多少钱，显然要复杂得多。”据他介绍，作为国资委管辖企业，中国移动集团2000万元以上的单笔费用开支，需要向国资委申请并获得批准， 方可实施。另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企年度考核的双重压力，也将是中国移动领导层进行年度预算和决算的隐形红线。
尤其是在出现净利润下滑之后，中国移动将如何处理大规模资金投入，将是一门学问。“在TD-LTE上还好办一些，毕竟是国家战略层面支持的事 情，而进行宽带互联网投资，则更多是为企业竞争，虽然也迎合国家宽带战略发展，但前有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已经全面铺网的现状，以及五年内必然亏损的结果， 如何拿出足够多的钱来，现在还尚不能明确主管部门是否批准。”该专家称。
“锄强扶弱”不是真改革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云辉
打破垄断，最有效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准入，鼓励民资参与更多的竞争，而不是以“相对公平”的方式，行政主导垄断资源的再分配
最近，通信监管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锄强扶弱”.对此，很多人可能会一片欢呼，再生“打土豪”之气概。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管理方式，这样的观念思路，或并不足取。
对国人来说，向来以“均贫富”为乐，而在一些曾经被舆论指为垄断的行业，监管部门的“市场化”,往往是以削弱强势企业，扶持弱势企业，从而营造“相对均衡的市场生态”为成绩。
在用户眼中，很多国有企业的强大，往往都是根源于国企垄断、剥削、寻租等灰色利益链，但对于相关行业的管理者做出的规范化与市场化努力，却往往视而不见。
在国际上，是否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牟取暴利，才是垄断与否、应该惩罚与否的关键标准，而只要是合理获取的财富，都敢于并乐于向公众公开。
但在国内，人们惯常的想法却是“财不露富”,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木秀于林，不管是个人努力还是环境促成，都大多免不了被八面来风摧毁的命运。
科技行业的发展便是明证。在上个世纪，尚未开始电信市场化改革之时，中国电信（51.5, -0.04, -0.08%）一直承受着各种骂名，即使是与它无关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16.43, 0.03, 0.18%）的增值业务问题，也被用户和各方归结于中国电信身上。
后来，由于中国电信受到压制，加上移动通信对固定电话的替代，中国移动逐渐取代中国电信，成为行业领头羊，也逐渐成为新的政策打压和舆论指责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行业监管部门的手段，大都是采用政策加行政命令进行直接干预，比如中国电信遭遇拆分，中国移动遭遇不对称管制，乃至在市场竞争生态下罕见的三大运营商高管轮换等等。
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种干预方式的边际效应在不断递减。
在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早期，政企不分，市场主体单一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加速市场化进程，确实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让它很快成为中国改革最快、最彻底的行业之一，市场竞争也促使了通信价格资费不断下降，为国民提供了超过西方国家发展速度的通信服务。
但近年来，运营商无论组织流程还是资本结构，其实都已经完成了“由政而企”的转变，并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市场竞争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进一步的行政干预，对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负作用却日益凸显。
我们看到，通信监管部门近年来也在进行更积极的市场化努力，比如开放移动通信业务转售，推动民资进入电信市场等等。但同时，也仍未摆脱过去的粗放行政管理习惯，仍在以一些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竞争。
以通信监管部门正在酝酿的不对称管制为例，该政策虽然有助于平衡三大运营商的利润格局，但由于人为制造了竞争关键要素的不均衡，未来可能将催生众多反市场化的竞争方式与格局，这与推动通信业市场化、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为用户服务背道而驰。
拔苗助长，只能让庄稼越长越弱，结不出丰硕果实。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而在未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拉动力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通信乃至相关行业，将承担极为关键的职责。
在此过程中，运营商不但需要承担公众服务职能，更需要助推国家产业升级，应对全球变革。
站在这个高度，“锄强扶弱”或将削弱中国通信行业的国际竞争实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信业改革需要停步，而是应该以一个更新的思路来进行行业管理，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早已证明，开放竞争才是市场化的最有效手段。
比如打破垄断，最有效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准入，鼓励民资参与更多的竞争，而不是以“相对公平”的方式，行政主导垄断资源的再分配。
那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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